疫情爆发后，在国外旅游还能心安理得吗？｜三明治
文｜胖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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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很平静，在我去欧洲之前。
准备去欧洲度过这个新年，算好23天，早早订好机票，拟好了行程。第一次去欧洲，同事问我，兴奋吗。没觉得。我是个迷糊容易丢三落四的人，头次独自坐长途飞机，一直担忧会丢失某些重要的东西。
起初预想此行会是十分放松的旅程，和多数人一样，看看风景，拍照，修修图，然后发发朋友圈，一个典型的现代旅游者，永远游荡在表层，并对下一个打卡点乐此不疲。
到达欧洲的两天后，国内的消息开始让我感到些许隐忧而困惑。财新传媒发布了“武汉不明肺炎防疫全记录”的专题报道，而一些专家所说的“有限的人传人”又让我怀抱一丝侥幸。应该问题不大，最多可能对湖北省造成影响。我想。
没有人预计到事态的变化如此之快。新增病例大量上升。湖北周边地区也开始出现了确诊病例，而感染源并未发现，那些权威人士的论断很快被证明了其错误性。此时，春运已经开始了。
我出生在湖北恩施州一个小县城的镇上。村里去武汉打工的人有四五个，在武汉念书的村里学生更多，那里的职校相对而言比省外更容易被录取。我的婶婶是武汉人，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每年春节，她都会自驾回到镇上。她的返回，更让我对家里的情况感到紧张。
但反而他们对于我不回家过年而选择去欧洲表示担忧而不快，在家人眼中，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我在春节这个团圆的日子外出更像是一种挑衅。“翅膀硬了。”我妈一直对我说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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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中转去罗马时，外面飘起了雪花，我伸手去接，然后感叹：第一次摸到外国的雪。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以为我会非常兴奋。当我发现这里的候机大厅中间都是一些商店时，我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入侵的不适，我没有钱买那些东西。我更习惯于那些绿皮火车，十年前，高三，我在武汉的杨汊湖艺考，迎着江汉平原的寒风等待着命运对自己的宣判。我睡在火车站也借宿在同行考生的宿舍里。那年《老男孩》上映，我习惯于将自我带入那些命运坎坷但不屈服的角色里，想象自己是肖央，一个长得丑的“屌丝”和一群城市里的“光鲜者”竞争，刚开始输，最终又赢了。“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春天啊你在哪里？”这句歌词后来成为了我QQ空间长期签名。
很多学校在初试就把我刷下去了。我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学播音主持，相貌差了些的话，这条路走不通。但对于一个农村的学生来说。如果想要改变命运，就需要考上本科，想要考上本科，对于一个在中职学校念书的人来说，就只能选择报考艺术类，成为一个“走捷径”人。
我获得了武汉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的合格证，在全国排名靠前，我将原因归结为自己“脑壳好”，“我用智慧打败了那些花瓶。” 我想。获得它意味着武大离我不远了，身边的人为我感到骄傲，这是那个艺考培训机构的学生中当年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我的老师为此专门给我安排额外的辅导，认为考上武大十拿九稳了。但这不是一个逆袭或者励志的故事。我的文化分和武大的最终录取分相差了100分。
武汉对我来说，曾是一个命运的战场，谈不上成功或者失败，想到它只会感觉“累”、“惨”。它让我习惯于一种“苦”的人生模式，如果去了欧洲旅游，势必要省吃俭用，每日心怀愧疚。
在朋友圈，我看到了我家的亲戚们陆陆续续回家了，他们作为体力劳动者在外务工了一年，这是一年来唯一能放松的时候，有的亲戚打工了几十年，花了所有的存款买了一台7、8万的车，这能让他们不用去抢票，拉上几个亲戚自驾回去，像满载而归的英雄。
没有人对疫情有任何关注。
尽兴地玩乐吧，如果你辛苦了一年，你会这样做的。打牌，聚餐，去KTV唱歌，你会和他们一样去享受这难得的几天，毫无顾忌。
远在千里之外的病毒算什么？
当我意识到这点后，我决定去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去干扰他们的玩乐，去破坏他们的“快乐”。每天下午，我会开始给村里的微信群与家人群转发关于疫情的消息，提醒他们不要去拜年不要聚集。
但这个做法却遭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我的叔叔首先就认为我大惊小怪。在1月13号他从义乌回到恩施。他在义乌开了一家按摩店，声称用一种“原始点”的按摩疗法可以治愈多种疑难杂症。这次回家，他会在每天早晨煮上一大锅红糖加姜汤，然后让家人饮用。他认为这是“驱寒”。他对我每天在群里发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感到恼怒，“你看谁回复你？再怎么也不会对我们这里造成影响，武汉离我们远着呢。”
我妈和我爷爷奶奶也对我的叮嘱不屑一顾。奶奶在家的后院养了一群鸡，我希望她能在给鸡喂食与打扫期间能够带好口罩手套，但奶奶的说法是，“要是被传染了都是命，都这把年纪了，不管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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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罗伦萨，我买下了第一个口罩。5个一共6欧。这实在太贵了。国内的消息让我们紧张，但仍旧抱有一丝乐观，认为到时候肯定能在网上购买到，再不济，在接下来那些国家也能购买到。因此便没有再多购买。没有人意识到接下来的状况会超乎想象。
在午夜独自坐上了flexbus的车。男友R是加拿大人。因为他之前已经去过意大利，所以此次便直接去匈牙利，最后与我在斯洛维尼亚汇合。R给我发信息说，他遇到了一个中国人，是在财新工作的记者。也是来度假。早上八点到达了卢布尔雅那。我曾幻想是否能采访这个国家的学术明星齐泽克，但由于我英语不好便作罢，R说我太疯狂了，“你怎么可能采访到他？”“为何不能呢？”我在R眼里一直有点天真和想当然，习惯于去破坏很多规则，这不太符合他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顺从，崇拜权威，守规矩而老实。
我们时常会因为各自身份的区别而争吵，“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天真者。”“一个自大的白人殖民者。”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抱着极大向往，但仅仅是对于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时不时给我发来《雅各宾》的文章，就某个观点试图与我一争高下。
我们像生活在种族与国别的战场上，有时停火示好，有时打得不可开交。
“你终于到了。”我见到了那个来自财新的记者，她很热情，一上来的问候就好似已久识一般。“我看到那个财新的实习生的新闻了，据说还没被放出来？。”“你应该很熟悉这些操作了。”她说。
她是四川人，恩施方言和四川话差不多，我们可以用方言交流。一说方言，我就喜欢飙脏话，一飙脏话我就喜欢跷二郎腿。我们愤怒，我们痛苦，我们的双手在挥舞。R在旁边喝着咖啡，完全不懂我们在讨论什么。他怎么会懂呢？
我们去了一个地下酒吧。旅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带我们去了这家隐蔽的酒吧，他可以免费喝到三杯酒。人很多，味道很难闻，R告诉我这是大麻的味道，后来我在一个拐角处，看见那个旅馆工作人员在偷偷卖大麻。人们高声谈论，大口喝酒，也有一些人在角落接吻，一只衰老的狗坐在柜台边，望着正出炉的披萨。
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地方，但想着回到国内很难看见这样的情形，大家都在各自的屋子里自行隔离着，人们无处可去，无法聚集，不能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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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住在便宜的旅馆，最初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地方，多人共住一室，吵闹，隐私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但一段时间后，我从中获取到在我世界之外的人的状态。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看起来都很年轻，多是在读大学生。在布拉格的一家旅馆内，我每天都会遇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室友。他们几乎都是白人面孔，整个旅馆内只有我一个亚洲面孔。似乎没有人感到奇怪。R笑道说“因为很多国家的人种都是非常多元的，有很多亚裔，不像我在中国，总会被别人惊奇地指认‘外国人！’”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我和他在一起后，经常为他的“外国人”身份感到尴尬，甚至在上海这样较为国际化的城市也时不时要受到“注目礼”，作为亚洲女性与白人男性的情侣，也时常要受到某种刻板印象的凝视。这让我尤为恼火，自己成为了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有情感的人存在，这种感受并不鲜见。
他大学专业是国际政治，自诩左派。去年冬天，他开始为在中国继续工作感到恐慌，按他的话来说，存在一种无形的焦虑与恐惧。他不解为何外国人在外住宿超过24小时需要去派出所登记，也很无奈无法正常使用某些网站，他甚至把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贴上纸条，害怕有人在监控他。
当时我还取笑他，认为在发达国家生长的人简直太脆弱了。但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本不需要对那种焦虑和恐慌习以为常。
在斯洛维尼亚时，为了不去破坏旅行中的短暂的平静，我们选择避免讨论国内的疫情。但事实上，那些所谓的平静本身是不存在的，纵使在旅游景点假装惊叹下也无法掩饰某种失落。可能存在滤镜，我看到那里的人生活看起来虽然没有太大不同，但脸上的表情是很放松的，有人在街上弹琴唱歌，也有一些难民组成一个小团队边跳边唱。我会更难过，当我看到他们。R抱怨我看起来过于严肃，认为我总是带着一种负面情绪。我理解他对我的指责，理解他对我的不理解，我们本身就是生长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被各自的环境深深影响，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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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着导游走在布拉格的街道上，她看起来已经有些年纪，个子不高，但非常幽默，在路上，她靠近我，忍不住好奇问我是哪国人。我回答：China.她作退后状，然后说，Are you serious?我只好苦笑解释我已经来欧洲接近20天了。事实上，我并未因此感到有多冒犯，这种本能的恐惧能够理解，但只能出于一种恰当的自保，多一分就是十足的歧视了。
在对城市的讲解中，她喜欢加入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进行讲述，比如自己为何离开这座城市又回到这座城市，自己的祖父如何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这座城市的人似乎热衷于向人们分享他们在不同社会形态的生活状态。从卡夫卡博物馆出来后，在一个小公园，一个老人向我回忆起他的悲惨青年时光，“甚至没有袜子穿。我在波兰的一个小村庄长大，20年前来到布拉格。现在挺好了，我还有余钱给这些鸽子和孔雀喂食。”每周三次，他会来此地给鸽子喂食。他向我展示了其搜集的全世界各地的银币。我把一张中国的纸币展示给他看。他指着纸币上的头像问：“这是谁”。我回答了他，随后他脸上出现了复杂的表情。和那个导游一样，他也问了我来自哪里，得知后他半开玩笑说，现在这个时刻，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来自中国。一个女人在草地上扔了一个塑料袋。他看到了，走过去，把垃圾扔进了桶里。
他和那个导游都算是对共产主义幻灭的那部分人。我记得我到布拉格的第一天，我问我的男友R，“这就是布拉格之春发生的地方吗？”广场上都是拍照的游客，似乎看不出任何有关那段历史的痕迹。
但在几十年前，这里是世界的中心，我想起了马克·科兰斯基的话，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之初的所作所为向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发射了冲击波，并吸引了整个西方的年轻人的关注。一个蓄着胡子、穿着过硬过蓝牛仔裤的布拉格学生，即使他从来没有见识过世界的其他地方，突然之间却能觉得自己是解放世界的青年运动的一份子。
那里的“社会主义博物馆”向世人展示了共产主义民主从兴起到破产的路途。展览的最后是一部十多分钟的纪录片，多是一些民众聚集、青年人反抗的片段。他们被视为今日布拉格的一种精神象征。影片的最后，一段动人的音乐和字幕配合画面袭来，无人能抵挡它带给人的心灵冲击：“Thank you for the weakness which teaches me to be humble.Thank you for the tears ,they teach me to be compassionate.they cry ,they call for sympathy, thank you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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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了回程的瑞士航班被取消的信息。心情复杂。一方面似乎可以在欧洲多待一段时间，但另一方面就意味着，那些本已规划好的工作与生活安排被打乱了。在波兰克拉科夫的这几天，如何处理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们，完全没有游玩的轻松心情。
这也是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过去，仍然能从一些细节中体会到制度带给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和一个人的影响。枯树，苦雨和发绿的雕塑，这里的人身上有某种警觉和冷漠，他们的匆忙走过，让人想起那段上个世纪黑暗的历史。
在回国与延长签证之间，我咨询了很多人的意见。多数建议我继续留在欧洲，因为此时国内的疫情已经非常严峻，连我家所在的小村庄都封路了。朋友圈和微博的内容全是关于疫情，不再出现其他讯息。我的家人开始叮嘱我要多买些口罩。他们去附近的街道买了一些食物囤积，但那时，大家也只是认为过了这个元宵一切都会恢复。
堂弟在韩国念大学，这个新年，他回到了恩施，但因为疫情他无法按时回到学校。需要选课，家里没有电脑和WIFI，他只能求助同学。由于附近的街道都封了，村里的女性缺乏生理用品无处购买，只能选择用卫生纸替代。奶奶甚至提出了用她那个年代的老办法来替代：将一些草木灰放入袖套，再缝紧两端，便是一个手工的“卫生棉条”了。堂妹说，没想到还会出现这样的一天。
叔叔信奉中医能治愈这个疾病，他多次拨打了恩施疾控中心的电话，希望用他的中医理疗去支援。但似乎没能如愿。
许多国家开始对中国实行了入境管制，取消直飞，限制湖北户籍中国人入境，禁止中国公民入境。这一切让我措手不及。明明前几天还好好的，明明已经给同事买好了礼物，打算在约定好的2.7号交换礼物。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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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男友的关系也因此开始摇摇欲坠。他的护照可以自由去很多地方，完全不用考虑护照到期的困扰，他也不是中国人，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他只能作为一个恐慌的局外人希冀快点逃离，而对于我来说，身在欧洲竟然让我有点愧疚感，如果那里是一个战场，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个“逃兵”。我看到了自己的胆怯，惧怕与对欧洲的贪念。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人活着就是要为集体牺牲，要去受苦，或多或少，这些观念影响了我，我害怕自己是一只鸵鸟。
我订好了2月6号从布拉格飞上海的机票。R决定暂时不回中国，他选择去伊斯坦布尔。我也并非因为那些所谓的羞耻感而不去，我内心清楚，那些东西在个人的幸福感面前并不显得多么高尚，真切的生活，具体的事件，是人生的构成，只有在不健康的环境下，才会去歌颂其对立面。
很多人的生活完全被这场疫情打乱了，比如突然失去了工作。我已经出来旅游20多天，没有电脑，如果继续去下一个国家，我担心我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考虑了各种因素，我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之前虽然知道国内疫情很凶猛可怕，但毕竟隔着地理距离，那种恐惧和不适感还是很轻的。当我在飞机上看见空乘人员都戴着口罩时，才近距离体会到那种冲击。机组人员看起来并不太愿意服务乘客，他们冷漠地完成了规定工作之后，便很少出现在机舱走道上。
旁边坐着一个做程序工作的男人，他告诉我他和他的伴侣在莫斯科旅行了10天。我听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才10天吗？潜伏期可是14天。”所有人都戴着口罩，防备着身边的人，生怕衣服碰到衣服，连目光对视都成了一件危险的事。
到达浦东国际机场，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出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2003年，非典，防护服给我留下一些阴影，在我眼里，那象征着危险与死亡。
我并不是一个有着洁癖的人，我随遇而安，平时家里乱七八糟。但这次我回来后，用消毒液把家里上上下下清洁不下三遍。我不停地洗手，不停地给手上抹消毒酒精，外出戴鞋套、雨衣、手套，甚至连香蕉、橘子我都会把它们放入水里洗一遍。环境的突然转变让我变得无比焦虑，我独自在家，没有人和我交流，不停地刷着微博上那些让人心碎和愤怒的信息，我开始整宿失眠，楼上的巨大咳嗽声让我紧张，无法集中精神看书写作。
与那些正在遭受真正病痛的人相比，这种心理上的“瘙痒”显得有几分矫情，没有资格喊“难”，我们往日的自我感觉良好和自满正式褪去，现实露出爪牙，这就是事实。2020年的春天，事物以残酷示人，让那些尚未受过风浪的的年轻人知晓了真相。
R在深夜告诉我他打算辞去在中国的工作了。他可能会回到加拿大，在第一世界打算从事环境保护、难民关怀等工作，也可能会去欧洲攻读硕士学位。他曾对他朋友说会在不久的将来决定和我分手或是结婚。那么现在，结果显而易见。
我竟然觉得他离开中国也是一件好事，好像我们的感情如同被取消的航班那样，以“不可抗力因素”而结束，瞬间注入了一种历史感，也巧妙地掩去了这段关系本身的问题和脆弱。
爱情算什么呢？我的家庭将面临完全没有收入的状况。我爸在年底贷款开的按摩店即将关门，我妈妈失去了在餐馆的工作。但这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那部分人了。
我将支付爷爷奶奶下半年的生活费。如果时光能回转，我会选择不去欧洲，把钱留着，不去坐飞机，不去看社会主义博物馆，不去看遥远的世界的文艺哀愁。因为春天已经到了，奶奶的茶苗生长起来，它们绿油油的，但不再有人去采摘。
2019年春天，奶奶在采茶，爷爷在挖土。
胖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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